习学之事，相伴终生[第2页/共6页]

1872年3月2日，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。这一天，他“病肝风，右足麻痹，很久乃愈”。3月5日，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，曾国藩出城迎候，解缆之前阅《二程全书》，驱逐途中，“舆中背诵《四书》，忽手指戈什哈，欲有所言，口噤不能出声”。身材差到如此境地，他还是对峙每日浏览《二程全书》。但他接连在日记中收回感慨：“近年或作诗文，亦觉心中恍忽，不能自主。故眩晕、目疾、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而至也。不能溘先朝露，速归于尽；又不能抖擞精力，稍治应尽之职。苟活人间，惭悚何极!”“余精力涣散已久，凡遇应告终之件久不能完，应清算之件不能检，如败叶满山，全无归宿。”他自知油尽灯枯，将不久于人间，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光阴做本身最爱好的事――读书。他每天读的书就是《二程全书》，但愿在理学的切磋和涵养上，划上一个美满的句号。

每个期间都有本身的“显学”，这个“显学”申明期间对它的需求，并不是自封的。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，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。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，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。曾国藩与如其人，平生几变，每一次“变”都适应了期间的要求。由理学到“经世学”，再到“洋务学”就是如许一个过程。

曾国藩在《圣哲画像记》中说：“册本之浩浩，著作者之众若江海然，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，要在慎择焉罢了。余既白度其不逮，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，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，都为一卷，藏之家塾。后嗣有志读书，取足于此，不必广心博骛，而斯文之传，莫大乎是矣。”文末说：“文周孔孟，班马左庄，葛陆范马，周程朱张，韩柳欧曾，李杜苏黄，许郑杜马，顾秦姚王，三十二人。俎豆芳香，临之在上，质之在旁。”三十二人顺次为：周文王、周公旦、孔丘、孟轲、班固、司马迁左丘明、庄周、诸葛亮、陆贽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、张载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黄坚、许慎、郑玄、杜佑、马端临、顾炎武、秦蕙田、姚鼐、王念孙。包含程氏兄弟，实为三十三人。此中文才与圣德并列，也是他政治思惟和学术思惟的代表作，在《圣哲画像记净中，四人一组，于义理、词翰、考据方面，德行、政事、经世方面，以及言语、文学等方面，对他们都别离有所阐述。曾国藩讲究“择书”，他以《圣哲画像记》为读书指导，以“本根”之书为主，获得既约且博之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