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晋历史[第7页/共12页]

司马昭为了篡夺曹家天下，大开杀戒，天下名流一时减半。所谓的名流为了保全一条性命，接管了这血淋淋的究竟和经验，也都变得灵巧、聪明起来。阮籍仿佛走得更远，他不但放弃了儒家济世的热忱和抱负，并且把内心的各种设法掩蔽起来，寻觅精力的另一个依托，今后“尤好庄、老”，他哭之于途穷，托之于酒酣，寄之于清谈，对政治不闻不问，乃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。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，“必日夕而返”，但是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：“口不臧否人物”。可司马氏个人对他还是不放心，钟会曾几次问以时势，他皆以酣醉获免，摆脱了被人构陷、杀头的危急。又因为他是墨客，不能不写诗，即便写诗，虽多感慨之词，却也是“言在耳目以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。苦心孤诣地隐晦盘曲着，“百世下难以情测”，让人感觉托寄悠远而难以抓住他的“辫子”。有人倒下了，有人屈膝了，有人退隐了，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，他永久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，“临川羡洪波，同始异支流”。

注：九品中正制创建之初，既不叫“九品官人法”，也不叫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而是习称为“九品之制”或简称为“九品”。到了唐朝，杜佑始将“九品”与“中正”挨次连称，由此开启了“九品中正制”这一称呼的先河，以是在魏晋期间，是没有“九品中正制”这一称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