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琦[第1页/共7页]

保国利民

韩琦就任朝廷枢要位置，起首碰到的一大困难就是仁宗的建嗣题目。仁宗三个儿子早亡，皇嗣迟迟不决，而从至和三年（1056年）开端，仁宗就经常犯病，一时民气发急，群情纷繁。大臣们接连上疏，死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底子，当中尤以包拯、范镇言辞诚心，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。五六年畴昔，到了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韩琦再提建储之事，以为“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。自昔祸乱之起，皆由策不早定”，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，仁宗终究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（赐名赵曙）为皇太子。七年玄月，韩琦封仪国公。

宋夏转入和议后，韩琦、范仲淹等入朝为在朝大臣。一时名流云集，士大夫交口奖饰，仁宗也想励精图治，有所作为，因此特别礼遇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人，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计划。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盾，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倔强，向宋朝威胁“岁赐、割地、不称臣、弛盐禁、至京市易、自主年号、更兀卒为吾祖，大小凡十一事”，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好战，“将统统从之”，韩琦果断反对。庆历三年七月，他上《论备御七事奏》，以为当务之急为：“一曰清政本，二曰念边计，三曰擢材贤，四曰备河北，五曰固河东，六曰收民气，七曰营洛邑”。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，即选将帅，明按察，丰财利，遏幸运，进能吏，退鄙人，谨入官，去冗食。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，韩琦提出以清算吏治，提拔人才为首要内容的鼎新办法，与是年玄月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所列出的十项鼎新计划根基分歧，切中弊端。此次由范仲淹主持，韩琦、富弼等人主动参与的政治鼎新，就是汗青上驰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八月，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，富弼为枢密副使，主动推行各项新政办法。是年，陕南大旱，饥民纷繁插手张海、郭邈山等带领的农夫叛逆步队。当时鉴于灾情严峻，还采纳了一些判定办法：遴派官吏分赴各州县，发放官粮施助饥民；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；考查官吏，贤达的晋升，庸陋的夺职；将军队中老弱不堪交战者淘汰 1 万余人，以减少用度。四年春，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。蒲月，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，觉得“今当以和好为权宜，战守为实务。请缮甲厉兵，营修都城，密定讨伐大计”。庆历新政的实施，遭到了一些保守派官僚的狠恶反对。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，欺罔擅权。特别是夏竦发挥狡计，谗谄富弼。范仲淹不自安，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，宣抚陕西、河东。八月，富弼宣抚河北。到了五年正月，履行新政的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都被贬职出朝。韩琦为人爽快，对于军政大事，向来是“必尽言”，他虽为枢密副使，主管军事，但事关中书的事，他也要“指陈实在”，有的同僚不欢畅，仁宗却体味他，说“韩琦性直”。对于范仲淹、富弼的贬谪，韩琦挺身而出，据理辨析，但没有成果。三月，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来由，支撑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（今甘肃庄浪）而被贬出朝，罢枢密副使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。至此，主持庆历新政的首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，长久的“新政”以失利告终。韩琦在处所官任上，治军有方，理民得法，“所至设条教，葺帑廪，治武库，劝农兴学，大家乐其恺悌”。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蒲月，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，自扬州徙知郓州（今山东东平）。十一月，王则在贝州（今河北清河）策动兵变，后被文彦博、明镐弹压。十仲春，韩琦徙知成德军（今河北正定）。八年四月，又移知定州（今河北定州）。定州久为武将镇守，兵士骄横，军纪败坏，韩琦到任后起首大力清算军队，采纳恩威并行体例，对那些操行卑劣的兵士毫不包涵地诛杀，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，厥后他又研讨唐朝名将李靖兵法，仿作周遭锐三阵法，号令将士日月练习，成果定州军“精劲冠河朔”。